3. 资金规划：制定合理的资金规划，确定投资的资金量，避免过度投资或不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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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我国博士延毕率高企”却在近日却登上了热搜。

《我国博士生延期完成学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2所研究生院的调研指出，2002至2009年间，三年内顺利毕业的博士生仅占约四成，而延期毕业者则平均占据了在校博士生总数的23.2%。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0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进一步指出，近年来博士研究生的延期毕业趋势显著加剧，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自2003年起，延毕率已攀升至约46.5%，并于2012年突破六成大关后持续走高，至2018年已高达64%。

博士毕业更难了

有观点认为,博士生“合格出厂”难,导师应该给负很大的责任。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尤小立教授指出，众多博士生毕业论文在选题层面便未能满足博士毕业的严苛标准。他强调，这些论文主题多由博士生导师直接指定，但遗憾的是，其质量与深度往往难以撑起一篇合格博士论文的架构与分量。这一现象直指核心，反映出部分博士生导师自身学术素养的局限，进而质疑了他们是否能有效点燃并持续激发博士生的学术热情与追求。

另有博士生导师坦言，存在过度分配科研任务给博士生的现象，过于强调研究产出而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不仅极大地侵蚀了学生的科研热情，还易导致科研疲惫与倦怠情绪的滋生。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博士生延毕率高企,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首先,论文是阻碍博士毕业的一大难题。2020年，教育部与科技部的联合文件《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不应单纯以SCI论文数量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学生毕业与学位授予的硬性标准，这一举措表面上看似为博士生“松绑”，实则背后隐藏着对科研质量更深层次的要求与期待。

取消论文发表的硬性规定后，社会上却出现了博士毕业难度不减反增的声音。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博士生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发表一篇论文，而是力求每一篇都能成为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佳作。这种转变，无疑加大了科研工作的压力与挑战。

北京与上海两地高校的学生反馈，他们原本以为政策调整会降低毕业门槛，却发现学校对研究成果的评估更加细致与严格，毕业压力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我国博士教育的扩招趋势与高质量期刊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博士招生规模的大幅增长，意味着更多的学子需要寻求学术发表的机会，而核心期刊的数量和版面却相对固定，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不仅加剧了投稿的难度和周期，还使得一些优秀但缺乏“名校光环”的博士生面临更为严峻的发表挑战。

博士待业率提高

尽管近年来博士生延毕率高居不下,但2024年，博士扩招仍是趋势。

据统计，我国博士招生规模已从2011年的6.56万人显著增长至2022年的突破13万人大关，增速显著。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在2023年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全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已庞大至365.4万人，其中博士生群体的扩张尤为迅猛，当前在校生规模已翻倍至55.6万人，相较于2012年实现了新高。

然而，博士生扩招的背后，却隐现出博士生可能面临的“过剩”隐忧。数据显示，尽管我国近年来博士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维持在90%以上的高位，但细微的下滑趋势不容忽视：就业率从2015/2016学年的94.91%逐渐滑落至2019/2020学年的91.34%，而待业率则相应地从5.09%攀升至8.66%。这一变化，虽微小却持续。

诚然，就绝对数量而言，我国博士生规模相较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情而言，并不显得冗余，实际上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考虑到人口规模约为美国的四倍，这一比例更显博士培养的相对不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博士生群体的就业流向正经历着显著的变迁。近年来，尤其是2017年至2022年间，工科领域的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企业就业的比例从27.1%显著攀升至32.7%，揭示了非学术领域就业的明显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倾向于投身企业界或公务员队伍，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高校及科研院所。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友群表示，博士研究生是我国创新体系中重要的生力军，在各行各业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博士毕业生到企业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我们在持续加强学术型博士培养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专业型博士的培养，这是势在必行的。”

然而,《学历之死：美国博士消亡史》的作者赫布·柴尔德里斯指出，企业环境与学术界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强调效率与速度炒股配资要求，而后者则注重深度与创新，这种差异可能导致部分博士毕业生在初入职场时感到不适甚至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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